視頻丨冉宏林：三星堆考古是一部未完待續的連續劇
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仍處于試運行階段的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再次驗證了人們對三星堆考古和古蜀文明的熱情。新館 “世紀逐夢”展區內，裸眼3D技術還原的考古“方艙”，再現了2020年三星堆遺址再醒驚天下的時刻。
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的所長，考古學博士。持續刷屏的考古現場、護送青銅大面具亮相春晚、應各方邀請做線上講座，各種效應的疊加，讓他成了一個能在展區被游客認出來的考古人。
和人頭攢動、備受關注的新館相比，相隔只有十幾分鐘路程的三星堆考古研究所顯得安靜且低調，在辦公室和鋪滿地面的陶片相處，是冉宏林的工作常態。
記者：這是哪個年代的，你用裸眼就能看出來，還是要借助一些相應的工具？
冉宏林：作為考古工作必備的一個技能，我們俗稱叫摸陶片。這個是西周中期的樣子。
記者：有什么標志能看出來它是那個年代的？
冉宏林：因為每一件器物之所以做成這樣，都是有特定發展的序列，有點相當于生物進化論里面。比如說斂口甕，這一類器物從最開始到最后可能延續了幾百年，比較早的時候沒有這么聳，要把握邏輯的演變序列，拿到其中一片之后就往上面靠，是屬于這個階段里邊哪一件哪一個時代的特征。
摸陶片之所以能成為考古工作的必備技能，是因為前人通過大量考古發掘積累、總結出了一張陶器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圖，有了這張圖，后來的人才可以在找到陶片后，按圖索驥，讀取陶片的年代、區域等信息。
如果說青銅器激發的是人們對先民精神世界和祭祀場景的想象，那么陶器則可以建構先民的生活場景。陶器源于泥土，而考古之旅則是從剝開泥土開始。在冉宏林保存的大學實習照片中，有一張照片的名字叫《灰色的人挖灰色的土》。
冉宏林：2008年我們在周公廟實習的時候，那是我人生第一個考古實習，如果說之前對于考古的認識還是一種我和它之間的這種關系，從這次實習開始，變成我和我，或者融為一體的感覺。用自己的雙手去探索埋藏在地下的這些歷史，說實話在書本里邊是體會不到的。
剝開層層泥土，找尋不同地層中的文化遺存，發掘、整理、研究，鍥而不舍地拼湊歷史的碎片，漫長的積累之后，歷史的輪廓才能逐漸顯現，考古考驗的是考古人的耐心和細心。
記者：出現這些大面具，這些奇奇怪怪的大家伙之前，你可能要長期面對的就是出土的都是一些可能灰頭土臉的一些小東西。
冉宏林：作為考古工作者來說，這個才是我們絕大多數時候面對的一個情況。因為說實話，像三星堆祭祀區這樣重要的發現，可能有的考古學家考古工作者一輩子也難得碰到一次，大量看到的，大量面對的就是普通的這些陶器，還有普通的灰坑這些。
2013年，從北大考古系研究生畢業的冉宏林成為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一員，也是從2013年開始，三星堆兩次入選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期間，通過開展區域聚落形態的考古調查，三星堆遺址的面貌逐漸清晰。在成都平原北部、鴨子河南岸，三星堆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千米，核心區域是3.6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古城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級祭祀坑、玉石器作坊、早期墓地等重要文化遺存構成，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的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性遺址，三星堆遺址的時間跨度大約2000年。
從普通人眼里無差別的田野和泥土中剝離出城墻、找到大型建筑的同時，考古還需要時時回溯，在新舊資料之間建立聯系。
冉宏林：2017年的時候，我就已經在研究1986年發掘的一號坑和二號坑出土的文物有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律或者現象，在不斷研究當中真的還找到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規律和現象，發現這兩個坑里邊很多相似的文物它是以3的倍數出現的。說明當時使用這批器物的人有著一種特殊的規劃，或者一種特殊的想法或者理念吧，這個現象一旦確定之后，這對我們后來開展這些工作和研究非常有幫助。
冉宏林：同時第二個現象就是這兩個坑里邊出土文物有很多是殘缺的，這些殘缺的部分在這兩個坑里邊都沒有發現，結合我們之前研究的，應該還有其他的坑，埋在其他坑里邊，也就是說除了這兩個坑之外，還有至少第三個坑存在。
記者：既然你們有這么大的猜測，為什么不馬上動手就挖呢？
冉宏林：我們考古工作一個主要原則，就是保護為主，在條件、時機不成熟的時候，我們盡量少去開展相應的考古發掘工作。
2019年，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委宣傳部相繼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工作納入到 “考古中國”和“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的重大項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因此重啟三星堆祭祀區考古，在多個地點開始探查。這一年的12月2日，在距離1986年發掘的1號坑和2號坑很近的地方，一件銅尊被找到，沉睡3千年的6個祭祀坑就此現出蹤跡。2020年9月6日，時隔34年，三星堆遺址發掘再次啟動。
現代化考古發掘大棚、恒溫恒濕發掘艙、現場應急保護平臺、多功能考古發掘操作系統、包括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地質考古、冶金考古等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團隊的協同作戰，借由媒體的直播，公眾得以目睹了一場令人驚艷的考古盛宴。在這次考古發掘中，33歲的冉宏林擔任執行領隊，負責現場協調指揮。
冉宏林：我們其實在發掘這幾個新發現坑之前，我們已經猜到說這幾個坑的文物能夠互相拼對，所以當看到一件文物斷茬的茬口和我們見到的一號坑、二號坑出土的某一件文物，斷茬口比較相似，就會想著去證實，所以最后大家都看到了，好幾件文物都跨坑拼對起來，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邊發掘、邊揭秘、邊證實的一個過程，非常令人感到激動。
破鏡重圓的1號神樹成為新館的壓軸文物，同樣的方式還成就了另外兩件大型文物：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和銅罍座倒立鳥足頂尊神像。
利用三維掃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兩件青銅神像成功實現了跨坑拼對，它們同時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三星堆遺址中從1號到8號坑，都屬于同一時代。和這兩件青銅神像相比，新館展出的這件文物平淡無奇，但在冉宏林眼中，它卻透露了重要的信息。
冉宏林：在8號坑我們發現那種紅燒土塊這個非常有意思，我甚至見到紅燒土塊的時候比見到這些青銅器還讓我激動。因為之前關于這幾個坑的性質有的認為是祭祀坑，有的認為是祭祀器物掩埋坑，有這種不同的爭論，但這個紅燒土塊一出來之后，我們基本上可以排除它是這種狹義的祭祀坑，因為這個紅燒土塊是屬于建筑的一部分，這個建筑肯定不是普通居住的房子，而是屬于祭祀活動相關的建筑，這種建筑在古代國家是非常神圣的，除非國家滅亡，否則自己人是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宗廟破壞拿來舉行祭祀活動的，所以當8號坑出現有這種紅燒土塊之后，我覺得跟它一起的這些其他器物肯定不是古蜀人自己為了舉行祭祀活動把它們破壞，而是因為某種不可控、無可奈何的一種行為，導致這些宗廟里邊的祭祀器物和宗廟本身被破壞，然后他們沒辦法，就只能挖坑，把它們掩埋起來。
祭祀坑和祭祀器物掩埋坑的區別在于它們對復原歷史場景至關重要，因此這一爭論存在了很長時間，紅燒土塊為祭祀器物掩埋坑的說法提供了支持，但大量新文物的出現，也讓新的問題變得不容忽視。
冉宏林：因為它和國內其他地方陶器看起來是沒有什么太明顯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是博物館里邊看到這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這些器物好像看起來跟國內其他地方不太一樣，這是為什么？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以介于具象和抽象的人像、神像、半人半身像為造型的主題，這和中原地區商文化的青銅器不同，但和這些“不那么中國”的器物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銅尊、銅罍，這兩種器物是商周時期普遍使用的禮器。
不光是外形和裝飾花紋高度相似，進一步的分析表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所使用的鑄造技術也和同期長江中游、中原一帶的青銅鑄造技術一脈相承。
冉宏林：就這種銅器這么復雜的制作技術而言，獨立兩個地方自己產生創造出來，這樣兩個高度相似的鑄造技術還是比較困難，尤其是對于三星堆遺址而言，更早之前是沒有什么銅器的，感覺三星堆的銅器是直接從外來的技術影響下突然出現的，這就說明，制作三星堆這批看似獨特器物的這套技術也好，甚至是制作者，他們和我們國內的中原地區，長江中游地區以及相關區域的人群是有密切往來的。不是說三星堆是獨立的一套東西，是構成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我想是可以去下這個結論的。
迄今為止，方圓12平方千米的三星堆遺址已經考古發掘的只有千分之二，但豐富的文化遺存讓人們看到，在大約2000年的時間跨度里，來自黃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禮器制度、用玉傳統和可能源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藝術、尚金習俗、黃金冶煉加工技術在這里交融碰撞，孕育出輝煌燦爛的古蜀文明，并最終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冉宏林：目前所掌握的信息還是一個比較粗線條的大輪廓的一些信息，比如說三星堆遺址，我們發現古蜀人有吃水稻、有吃米飯，同時還有一些吃小米這樣的一些細節信息，但是這些我們很難把它復原成一幅幅生活的畫卷，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天從早到晚，他是怎樣一個作息，像這樣的一個隨著時間流動的一個畫面，我們目前還很難去呈現出來。
考古的終結目標是通過文化遺存讀取信息，回到文明的生成和演化過程中，復原社會的運行和人的生活場景。所以，冉宏林總是不斷地告訴人們，三星堆的考古是一部未完待續的連續劇。
